我这人不怕丢人，脾气硬朗，脸皮厚，很多心里话藏得严实，等到屋子里没人的时候才敢倾诉。我姓周，今年三十九岁，住在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小县城，至今未婚，也没有稳定的工作。十六年前，我在网吧里迷上了网络游戏，之后便依靠父母的支持生活，偶尔替人代练，赚的钱仅够买烟和泡面，时间就这样在游戏中溜走了。父亲周建民快到七十岁，是个老鞋匠，他在汽车站旁边摆了个小摊，修换鞋底、钉鞋掌，手上留着多年的胶水味始终无法洗净。母亲孙桂兰则在菜市场卖熟食，天不亮就去占摊位，晚上还会给我留一碗热饭。
我小时候，家里住在老棉纺厂的宿舍里，三楼只有两间小屋，阳台窄到只能放一个煤气罐和几个花盆。父亲每天在楼下修鞋，母亲在市场剁肉，我放学后常在门口写作业。邻居们常夸我聪明，老师也说我手稳，谁能料到我后来的“稳”竟然是握在鼠标上，连吃饭都要叫三遍，洗澡得催两遍。最初，父亲对我玩游戏很不满，骂我不能把游戏当饭吃，而我却反驳他说我并没花他们多少钱。母亲在旁边只把菜推到我面前，告诉我少说话，先吃饭。日子在这种简单的陪伴下继续，转眼我三十九岁了，父亲的鞋摊搬过了三次，母亲的头发也多了不少白丝，我依然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凝视着屏幕。
在他们搬家前的六个月，家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异常。父亲不再问我何时找工作，母亲也不再催我相亲，饭后只是在厨房门口静静地看我。父亲把鞋摊上的旧铁盒带回家，里面装着几把工具和一卷麻线，晚上却总是翻来翻去。我询问是否要关摊，父亲说没事，只是补一下鞋底而已。但那个铁盒之后一直搁在柜子上，再也没被拿下来。
某天晚上，父亲把户口本收进了抽屉。没想到，第二天一早，母亲把菜市场的摊位给了表姨，而父亲也没去汽车站，而是穿着一件旧蓝外套与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楼道里聊得很久。男人走后，我问是否有人来收房，父亲抬头说让我少管这些事，电脑坏了只需找人修，不要老拍桌子。我很烦躁，回到屋里关上了门，下午与几个玩得来的网友开团战。傍晚时分，母亲端着饭走进来，饭碗放在桌角，她告诉我父亲把房子卖了。我以为她在开玩笑，笑着问，不卖的话住哪儿？母亲并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地带上了门。那天我一直玩到很晚，半夜出去倒水时，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，手里捏着一张纸，屋里没有灯光。
我没再询问一次。卖房的消息，邻居们比我更早知道，楼下卖早点的刘婶说买房子的是外地一家做生意的，成交价不低，父母手里应该能有几十万。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想着他们有钱可以住得好些，不至于真的把我扔到街上。父亲陆续把旧家具送人，母亲则把柜子里的被褥装进蛇皮袋，唯独我的电脑桌没有人碰。母亲说桌子留着吧，方便我用，我却说搬走了就没地方放，她便不再多说。后来我发现她把我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放在桌上，压在一只旧茶杯底下，这些东西她以前是不让我动的。
房门的锁被换过一次。那段时间，亲戚们轮流来劝我，舅舅告诉我三十九岁的人不能再依赖老人，姨妈说父母是真的心寒，连地址都不想告诉我。表哥在麻将馆遇见我，直接说如果再这样混下去，父母万一离开，我就没有地方哭了。我听了心里火大，反驳道我吃了你家一口饭吗？他答说没吃，但你吃的是你父母的命。那句话让我耳边嗡嗡作响，我情绪激动，踢翻了旁边的塑料凳子。回到家，我见母亲在床边叠衣服，父亲在阳台磨剪刀，谁也没问过我去哪儿。吃晚饭时，我说你们随便搬走，别把我当累赘，母亲夹菜的手停了一下，父亲却轻轻说了句你知道就好。
自那之后，我愈发少出门，白天在网吧，晚上回家睡觉。有时母亲留下的饭菜在锅中，有时只剩一张盖着菜碗的纸条。父亲的鞋摊彻底收掉了，桌面打理得干干净净，连那只装锥子的铁盒也不在了。我问母亲钱是不是都给谁了，她说是父亲自己的钱，别问那么多。我说房子卖了也不分我一点，她回过头冲我说你先把欠邻居的烟钱还了再说。那几天我与游戏里的队友吵翻了，因对方说我只会躲在父母后面，我气得把键盘摔坏，父亲回来时只是看了一眼说坏了就别用了。我反驳道跟你没关系，他冷冷回你，谁给你买新的？我们父女在门口争执，最后还是母亲把我推回屋里。
第二天，母亲把我的旧电脑卖了。我去菜市场找她，摊位已经换了人，表姨告诉我桂兰出门办事。给父亲打电话时，他只问我电脑卖了多少钱，我反驳道你们卖了我的东西还问这个，他说那是你的东西，你自己去找买家。电话挂断后，我在菜市场旁的台阶坐了许久，手里捏着买电脑的收据，纸角因我揉搓得发软。表姨走过来劝我，告诉我母亲临走前交代了让我别去找她，她说这时将围裙解下来，似乎担心我会在摊前闹情绪。我问她我妈有没有哭，表姨低头理香肠，说她没哭，只是一直看着时间。
自那天起，他们真的离开了。我回到家中，屋里只剩下几件未带走的旧衣服，一张缺角的餐桌，还有冰柜里母亲冻好的鱼和肉。父亲把电视搬走了，墙上留下一片颜色加深的痕迹，母亲常坐的藤椅也不见踪影。我在每个抽屉中寻找地址，但找到的却只有几根缝衣线、半包红糖和父亲那把未磨完的剪刀。邻居说他们向南边搬去了，而舅舅说也许去了乡下，表姨则干脆表示不知去处。
